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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的深层机理与文论的创新机理 ———评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 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

文论的深层机理与文论的创新机理

———评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 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


程相占


如果说中国文论界有一个最具诱惑力,同时又最令人焦虑的话题的话,那么,这个话题一定是 “创新”。特别是在目前倡导文化自信的宏大语境中,如何创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文论,既是每一个文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也是每一个学者理所应当的学术追求。但是,真正的理论创新必须有坚实而厚重的学术基础,这至少包括如下三方面:对于国际文论深层机理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洞察与高度的提炼,对于严密理论思辨技巧的熟练运用———这就是笔者所认定的“文论的创新机理”,亦即文论创造活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综观国内目前为数众多的学术出版物,能够将上述三方面较好结合起来的著作并不多见,姚文放最近出版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 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姚著) 较好地将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部佳作。

第一,对于国际文论深层机理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

20 世纪初期以来的国际文论流派众多,纷繁复杂,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乃至头晕目眩。如何在统观全局的基础上做到执简驭繁,既考量着一个学者的宏观视野,又考量着一个学者的学术智慧。姚著提出了一个理论命题,以之作为全书的立意和灵魂,这个命题是: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它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文学理论“向外转”。这是对于过去百年间(俄国形式主义兴起至今) 国际文论总体趋势的宏观把握,最早由美国学者米勒于1998 年指出。米勒认为,自 1979 年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确认文学在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位置的“外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中心,已由解读语言本身转移到阐释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的关系上。这是西方学者对于西方文论大趋势的概括,严格说来,与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并不吻合,甚至方向相反。众所周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论的发展总趋势,是由注重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外部研究”,转向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内部研究”,其方向应该是“向内转”。但是,经过20 余年的发展,到了21 世纪之初,针对文学理论固守审美自律性的危机,文化研究在国内蓬勃兴起,它既为文学理论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也预示着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也就是说,尽管中国文论与国际文论的发展历程有着20 年左右的时间落差,但是,在21世纪之初终于与国际文论的总体趋势取得了一致,这个总趋势就是“向外转”。因此,“文学理论‘向外转’”这个论断,是将中国文论置于国际文论整体理论图景之中所做的判断,也就是说,它是对于包括中国文论在内的国际文论整体趋势所做的总体判断。这正是姚著的高明之处,此之谓“全面”。

姚著的“深刻”之处在于第二层意思,也就是对于“深层机理”的精深发掘。米勒尽管指出了文 论“向外转”的大趋势,但是,他并没有对这种重大历史转向的“深层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姚著则 专注于此,对于过去百年文论的主要流派依次条分缕析,深入发掘文论表层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深 层机理”。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这是我国学术界首次提出的理论命题,这个命题的深刻意义无 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每个初具学术素养的学者都知道,在查找资料越来越方便的当今之世,要做 到“学贯中西”与“贯通古今”似乎并不太难,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强大的文献检索手段,从 古今中外的文献中搜索到自己需要的材料,从而引用到自己的论著之中。但是,这种方式基本上还 停留在“寻章摘句”的表层,被摘引的段落或语句脱离了原来的语境,其意义很可能发生了重大变 异;尤为重要的是,凡是优秀的理论著作,其任何一个结论或观点都是严密逻辑论证的结晶。我们 如果想要借鉴一个理论家的理论观点,正确的做法绝不是引用其相关文字,而是从严格的学理出 发,依次考察该理论的问题意识、理论切入点、论证方法与论证过程,最后判断其结论的合理性程 度。只有做到了这些,才算真正懂得了这种理论学说。姚著所倡导的“深层机理”说,可以引导我们 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正确地把握各种文学理论。姚著提出,国际文论“向外转”的大势已成,这种大 趋势为晚近文学理论带来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概括为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 础、动向、宗旨等九个方面,全书主要内容就是对于这九个方面“深层机理”的发掘与讨论。简言之, 文学理论“深层机理”说的提出,必将引导我们文学理论界反思并改善我们现有的表层研究方式, 具有“导夫先路”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刻洞察与高度提炼。

身为具有责任心和自信心的中国学者,无论对于国际文论有着多么精深的研究,其最终归宿应 该还是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国文论的世界化做出学术努力。姚著对于中国无论也有着深刻洞见和高度提炼,这集中体现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第十八章“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理想诉求及其嬗变”之中。该章将共和国60 年文学理论的嬗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提炼其理想诉求: 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理论为政治诉求所主导,新时期文学理论为审美诉求所主导,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理论为文化诉求所主导。在这种宏观概括中,姚著特别关注新世纪之初兴起的文化研究,认为在中国的社会情势和经济体制发生变化之际,文化研究表现出显著的实践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对于社会现实予以积极的关注,关注有别于“社会政治”的“文化政治”。在这个概括的基础上, 姚著还讨论了文化研究有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包括如何与文学理论相互交融,如何得到文学经验 的支撑并接受文学经验的检验,如何提高自身的品位,等等。这些论述不仅厘清了我国文论的发展脉络,而且指明了其发展方向。再如,姚著第九章讨论了“话语转向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主义归趋” 问题,它提出,文学理论在20 世纪的始末经历的两次转向都是在语言学的地盘上发生的,后一次转向即话语理论的提出。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于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折发挥了重要的参照效用。中国文学理论一直致力于重建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从未停息,无论是时代变迁、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都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嬗变中得到及时的回应。姚著重点分析了国内学界风靡一时的“关键词批评”这一个案,认为“关键词”作为文学理论话语,乃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 结构的演变中穿行、在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中被形塑的动态过程。这些论述都是针对中国现实做 出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第三,对于理论思辨技巧的熟练运用。

文学理论本身是高度思辨的产物,从事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必须具备较高水准的思辨能力,而思辨能力则来自深厚的哲学与美学素养。姚文放自学生时代就对哲学和美学下过苦功夫和真功夫,比如,非常熟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笔者一直不太喜欢黑格尔,反对他那种以逻辑替代历史的做法,不相信人类社会的真实历史会按照他的逻辑构造那样向前发展。但是,我们在反思历史的时候,黑格尔的“正—反—合”三分法却有着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姚文放对此有着精湛的运用,具体 体现为第十五章“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该章的要点在于说“是”谈“非”论 “去”,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阶段,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文化经历了从未分化到分化再到去分化的三段论。根据这个基本框架,姚著提炼出三个分别标示这 三个历史阶段文化状况的关键词,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存在断裂,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种接续, 构成了正、反、合的逻辑圆圈:前现代突出的关键词是“是”,现代盛行的关键词是“非”,而后现代流 行的关键词是“去”。这些论述深得黑氏哲学之精髓。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姚著也不例外,其明显缺陷之一是对生态批评重视不够。姚著将国际文论的重要流派基本上囊括无遗,但是,如果从该书的学术着眼点“向外转”这个角度来看,理应对生态批评予以更多的关注和讨论。或许是因为受美国学者卡勒的误导,姚著对于生态批评几乎没有正面论述,只是偶尔提及。姚著引用了卡勒的如下观点:生态批评还没有对文学研究做出很多贡献,还没有出现学术界公认的为未来生态批评发展指明道路的杰作( 374 ) 。卡勒的这个看法大可商榷。众所周知,生态批评1978年兴起,这个年份与米勒所断定的文论“向外转”的年份( 1979 ) 基本上重合,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对于卡勒论断的最佳佐证,不知道为什么卡勒对生态批评做出那样的肤浅评价。众所周知,生态批评兴起之后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国际上 1992 年正式成立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学会“文学与环境研究会” (英文简称 ASLE) ,其分支目前已遍布五大洲几十个国家;1993年该学会的学术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 ( 英文简称 ISLE) 正式创办,每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卷,是国际范围内公认的生态批评旗舰刊物。就生态批评的代表作而言,哈佛大学布依尔教授的三部著作都堪称杰作,它们分别是《环境想象———梭罗,自然写作与美国文化的形成》 (1995 年版) 、《为濒危的世界而写作———美国与其他各国的文学,文化与环境》 (2001 年版) 与《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 2005 年版) 。最后一部著作尤其值得重视,它依次讨论了如下问题:环境批评( 即生态批评) 的发展历程,世界、文本与生态批评家,空间、地方与想象,环境批评的伦理与政治,环境批评的未来等问题。该书的中译本于2010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生态批评的展开与发展。这些基本事实表明,卡勒的判断有失公允。笔者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态批评将其研究焦点锁定为“文学与环境的关系”,最为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姚著的核心命题“向外转”,因此,理应给予较多研究。

宽广的国际视野,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中国立场,熟练的思辨技巧,是姚著体现出来的基本特点,也是创造出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的四个条件。以文论创新为己任的中国学者,理应对此作出理性的回应。本文的立意正在于此。


源发刊物: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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