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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成竹]从“情感结构”到“阅读型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转向

从“情感结构”到“阅读型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转向[1]

内容摘要:威廉斯的“情感结构”和本尼特的“阅读型构”既是沟通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桥梁,而且又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它们彼此之间也在历时的维度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补性结构,集中地代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转向文化的理论拓展。从中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化”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紧密关联的必要性,为文化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词:情感结构;阅读型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是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西方文艺学美学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艺美学学科基本问题研究”( 项目号: IFYT12007) 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B5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15) 03—0179—06




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它如今的尴尬境遇:它未能有效地实现其打破知识壁垒和激起社会变革的文化政治理想,而正演变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又因为没有固定的学科对象及理论,其合法性身份也常常遭到质疑。面对此情形,学界开始思考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声音便是主张将文化研究重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中,如保罗•史密斯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所言:


当文化研究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时,它就绝不能填补它在自身内部所造成的那些鸿沟;没有别的可行的理论形式能够做马克思主义所能做的那种工作,也不能做文化研究总是声称它要做的那种工作。现在为了恢复一整套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的观念和方法,并不会使文化研究变成马克思主义“本身”。但是,这将意味着文化研究可能再也承受不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感,这种反感已经把它引向了众多的死胡同和危机,促使它后退,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最好的各种知识的和政治的抱负。[2]


可以说,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种创新性实践。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人的早期论著为英国文化研究奠定了独特的理论基调:在理论原则和价值理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在研究对象上以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少数群体的亚文化等为重点,在理论态度上既区别于英国特有的以阿诺德、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主义传统,又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激进批判和否定。这些特征决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它从“文化”的角度切入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核心问题,即艺术(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并为深入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了可以依托的物质基础。此外,文化研究又是在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简化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内回顾其文化转向问题,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的特点,也能为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

为了使研究更加具体明晰,本文选取两个关键概念——威廉斯的“情感结构”和本尼特的“阅读型构”为坐标,以考察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转向轨迹。这两个概念既是沟通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桥梁,又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它们彼此之间也在历时维度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补结构,集中地代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转向文化的理论拓展。


一、情感结构:文艺作品的文化解读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诸多领域的贡献都是开创性的。他不仅奠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基础,还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公式进行了修正,举起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大旗。在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关键词——“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可以视为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论主张的核心代表。

“情感结构”概念的提出首先是针对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学艺术的简单僵化理解,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便将矛头直指这一倾向。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确立了经济在社会发展和艺术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地位,但这并不代表可以把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实际上它与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有关,我们需要重视的恰恰是其在现实中的复杂性和相对独立性。例如,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德威尔的《幻象与现实》把15世纪以来的现代诗歌称为“资本主义的诗”,把20世纪的西欧文学称为“颓废文学”,因为这些文学赖以产生的社会制度是“颓废”(decadent)的,这一结论显然就是一种简化理解,它把利用了颓废因素的下等艺术和大众文化,与认真探讨并且展示了资本主义现实和精神世界崩溃过程的内容充实的严肃艺术混为一谈。威廉斯指出,“将过去300年的英国人的生活、思想、想象简单地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将现在的英国文化推述为‘濒临死亡’(dying),这是都是用牺牲理实来成全公式。”[3]

正是在反拨这种对于文学艺术的简化和僵化理解中,在将文学艺术重新还原给个人、经验和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努力中,“情感结构”的重要性逐渐被凸显出来。威廉斯将1820世纪在英国文学及思想领域有着影响深远的40位作家作为考察线索,以“情感结构”为切入视角,展示了人们的经验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变化轨迹。例如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一书,据作者回忆,故事主人公原本是约翰·巴顿,他饱受贫困之苦,从而引发了作者对底层民众和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但是后来小说的重点却转向了主人公的女儿,甚至书名也作了修改。威廉斯指出,这种超出作者预设的情节变化,实际上反映出了一种“情感结构”的变化。约翰·巴顿作为受工会指使的政治谋杀犯,虽然不能代表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倾向,却仍然诱发了中上层阶级的“恐暴症”:“对劳动人民要自己当家作主的恐惧,非常普遍,而且成为当时的特征。”[4]小说中为富不仁的哈利·卡尔逊被约翰·巴顿杀害的情节,实际上是作者及其代表阶层的一种臆想,而不是对当时社会现实主要特征的客观呈现。威廉斯认为,这种令作品整体感觉失衡的最主要原因,是作者的同情怜悯、偶发性的工人暴行以及作者对暴行的极度恐惧等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结果,而这种写作模式反映出当时一种潜在的、共有的“情感结构”。通过对其他几部具有类似情节的作品的分析,他把这一“情感结构”归纳为:“认识到邪恶,却又害怕介入。同情未能转化为行动,而是退避三舍。”[5]这种“情感结构”与作品所展示的社会生活内容不同,它代表了作家情感和经验的真实倾向,这是在作品中无法看到的。

《文化与社会》立足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对文学作品的解析,使“情感结构”成为了理解一个时代文化特征的重要参照。这一思路在《乡村与城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发展。该书考察了“乡村”这一在英国文学中持续变化的主题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密切关联,“情感结构”便是理解这一文化和文学现象的关键钥匙。从古典时代开始,田园诗歌和农村生活方式便在文学作品中延续下来,然而在威廉斯看来,“对一种假定性社会事实的文学指涉才是真正重要的结构”[6]。例如16世纪以来,英国的“田园诗”便开始经历着不同寻常的变化:逐渐从劳作中的乡下人眼中的自然变为了科学家或者旅行家眼中的自然,而且同时又变得充满了戏剧性和浪漫主义情怀,成为了贵族宫廷娱乐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浪漫点缀。这种对田园诗的想象性营构,实际上反映出新兴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审美趣味转向。此后国内战争、共和、复辟以及1688年立宪政体的确立等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社会性质,相应的田园诗也有了新变:宅邸、田产、风景和园艺既像是一种依附于新经济关系的可运作的资产,又像是与传统田园相关联的道德训诫符号,从而体现出新旧秩序相互纠葛的矛盾的情感结构。到了18世纪,古典意义上的“农民”已经被雇佣劳动者和土地租用者所取代,随着新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稳定,田园诗歌逐渐展示出对逝去乡村的怀旧与追忆,这实际上并不是乡村自身的变化,而是社会现实秩序对诗人的挤压与放逐的诗歌投射。威廉斯通过对英国田园诗歌的历史化考察,提示我们真正理想化的、诗意的和充满美好记忆的乡村田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田园诗歌所呈现的乡村更应该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在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审美幻象,其真实性不在于诗歌对乡村生活的描绘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情感结构”,一种经历这种历史变迁时作为文化调适行为的审美经验。

可以看出,“情感结构”是一个以主体经验为核心的文化理论概念,透露出文学作品的文化作用:它们是作家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群体应对社会环境变迁的一种主体性反应,而不是被动的、机械的反映。“情感结构”实际上重建了被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遮蔽的经验世界,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应关系扩展出更加复杂和重要的中间地带。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威廉斯终于把“情感结构”作为文化理论的一个关键词进行了阐释和总结。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流派系容易把社会化约为凝固形式的做法使得社会普遍性、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范畴都显得相对乏力,因为这些固定范畴简化了社会意识的复杂性,也就等于简化了社会发展变革的复杂性,因为社会意识或者说具有主导作用的官方意识不应该是固定的和简单的,而应该存在于人们活生生的实际经验之中,是一种经常带有紧张感和变异性的实践意识,情感结构即是这种“溶解流动”的具有在场性的社会经验。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提示我们生活世界的文化问题比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被机械化了的理论框架更加复杂和真实,还在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动力常常来自于某些情感结构中暗含的张力,特别是具有“新兴文化”意义的情感结构。

可以说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是连接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关键概念,也是从文化唯物主义角度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它以区别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在场的、溶解流动的社会经验为内容,以文学艺术作品的独特表达为形式,以深入完整地呈现过去的社会文化变迁和理解并推进新的社会变革为目标。它的理论重心在于作者端和文学艺术的形式端,并把文化领域的核心问题划归于“审美经验”而不是“意识形态”,从而在批驳旧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弊端的基础上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转向打开了大门。


二、阅读型构:文化研究时代的文学批评

托尼·本尼特是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于1979年出版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探讨了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两种范式的合理性和局限,显示出阿尔都塞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双重影响。本尼特在1990年代以后的学术兴趣更明显地倾向于文化研究,博物馆理论、007电影以及政府的文化政策问题等成为了他的关注重点。而“阅读型构”(reading formation)理论在本尼特的研究中构成了“由内向外”转向的关键环节,即文化研究时代文学批评的新思路。

本尼特1983年的《文本、读者、阅读型构》一文详细论述了这一概念。他以金兹伯格《奶酪与蠕虫》中对16世纪的磨坊主曼诺齐欧对《圣经》解读的成因的分析为例,来阐明“阅读型构”:曼诺齐欧认为“上帝和天使诞生于蠕虫,而蠕虫又从一块巨大的元素尚未分离的原始奶酪中产生的”。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理解,却是曼诺齐欧始终坚持的看法,他为此两次遭到宗教法庭的拘捕。为了分析其成因,金兹伯格考察了曼诺齐欧读过的书:《圣徒的生活》、《圣母玛丽娅》、《中世纪编年史》、《曼德威尔游记》、《十日谈》和可能已翻译成意大利语的《古兰经》。通过这些文本在曼诺齐欧的法庭证言中的一致的、颠倒的、异常的回声,金兹伯格找到了成因所在:


他读《圣经》时,一方面是在教会官方文化与文艺复兴时期新知识人文主义的边缘之间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在曼诺齐欧的头脑中)这两种书写文化与意大利农民的口头传播文化在相互作用。置身于这种语境之中,曼诺齐欧的异想天开的宇宙起源观就易于理解了:物质主义地对创世纪的《圣经》神话的颠覆,是由于阅读了经过农民的口头文化的口腹之欲的物质主义(奶酪与蠕虫的物质主义)的过滤后的《创世纪》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7]


通过这个例子,本尼特引出了“阅读型构”:“一套交叉的话语,它以特定的方式生产性地激活了一组给定的文本,并且激活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曼诺齐欧的阅读是他置身于交叉但矛盾的文化之网的结果,这些文化每个都有自己的规则和程序,他的出身的农民文化也服务于这种文化之网,并成为其主要成分。”[8]可以看出“阅读型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生产性地激活文本”的意义生成系统,它不仅受读者已有的阅读积累的影响,还受到出身、教育、文化、历史和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塑成了一个或一群人的“阅读型构”,决定了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认知。

本尼特并没有止步于此,他随后赋予了这一概念更“马克思主义化”的意义。他首先批判了金兹伯格对于曼诺齐欧的“阅读”的评价。在金兹伯格看来,诺曼齐欧的阅读是歪曲的,与“真正的”和“本质的”文本及“合理的”阅读相去甚远。而在本尼特看来,阅读的差异并不代表优劣,它不与文本自身相联而是与阅读型构、生活经验相联,因此在“阅读型构”中生成的文学经验必然有着合理性:“意义就是意义;边缘化的、次要的、巧合的、异想天开的或堂吉诃德式的意义与主流性的意义一样都是真实的、具有本体论地安全,都和文本的活生生的社会命运联系在一起。”[9]接下来本尼特又把“阅读型构”的考察视角转向了大众阅读行为。因为“阅读型构”“生产性激活了”固定文本,把阅读行为变成实际经验,也就是使某种固定的理解模式“合理化”,那么我们应该审视的便不是阅读本身,而是可能影响“阅读型构”的文化机制和复杂因素。本尼特认为,在经典文学中,既有的学院式批评话语已然构成了大部分读者“阅读型构”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但是在其他的大众阅读和大量通俗小说中,“学院式”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机制,如电影评论、明星访谈、广告宣传等等。这些因素无形中构建着人们的“阅读型构”,并“生产性地激活了”我们还未曾接触到的文本。本尼特认可了詹姆逊对反阐释的认同,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反阐释应该是通过“阅读型构”的研究去“审视阐释”,特别是当代语境中的大众阅读:


文本与读者的关系的最重要激活正是由那些批评评论的形式所构成的,这些批评评论流通在文化机构中,如批评刊物、教育机制、出版社,它们在文学体制之中占有主要的份额。然而,大众文本的大众阅读会怎么样呢?安置了这种阅读的相互文本性的规则又是什么呢?大众阅读被监督的话语形式与制度机构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知道,至少不是特别清楚。人们可能指出明星系统的操作,指出大众英雄的社会生产,作为大众阅读的监督的例证;这些事实上构成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压制大众文本的意义的解释系统,因而加固了意识形态的位置,而大众文本就在这里被阅读。

……我们对大众文本的解释的激活动因的作用知之甚少,我们甚至很少知道可以组织起来反对这样“引发”的阅读的文化资源。[10]


本尼特提示我们重要的不是反对阐释,而是发现“生产性激活”的复杂性,去看看到底是谁、为什么以及如何让我们“这样”去阅读一部作品。“阅读型构”由此指向了阅读的两端:一端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运行机制和诸种文化控制行为;另一端是作者或读者真实的和顺理成章的感觉经验。后者总是表现出毫无疑问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后者何以“如此”?“阅读型构”由此将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联系起来。本尼特的这种观念在1981年的《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中已经显现,他号召把以前未曾引起注意的通俗小说引入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领域,因为通俗小说背后的大众阅读是一个明显的理论空场:“如果不能充分考虑与阅读过程密切相关的这些问题,在谋求文本效果时就很容易暗中指向一个假想的读者:白人,男性,资产阶级。的确,所谓隐含的读者十有八九不外乎是批评家自己。这里的关键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对读者的考虑也要求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实践本身。如果文本本身没有效果,只是生产效果的场所,那么效果问题显然就是一个实践问题,亦即如何以最佳方式介入文本效果的生产过程。”[11]可见“阅读型构”是对阅读过程中“文学之外”因素的强调:一是前在于文本的文化机制,一是读者自身的具体特殊性。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塑造了“阅读型构”,决定着同一部作品意义的不同显现方式。

“阅读型构”在本尼特的研究中构成了一个“由内向外”转向的关键环节,也是文化研究时代文学批评的新思路。早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他已经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立场:批评应该关注的不是大写的文学(Literature,即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抽象的文学概念和理论),而是小写的、具体的文学(literatures,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即生产和转换意识形态的不同文学模式),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特殊的、唯物主义的”[12]。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文本、读者、阅读型构》、《文学之外》,到90年代以后的《博物馆的诞生》、《文化:改革者的科学》,以及新近的《审美、政府、自由》和《文化、历史与习性》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转变——由文学形式和内容本身,转移到文化机制和外部环境的研究。


三、从文学到文学之外:情感结构与阅读型构的理论启发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威廉斯的情感结构强调对于文化生产主体(作者和文本)的研究,而本尼特的阅读型构则更强调对于文化生产机制(读者和社会)的研究;情感结构强调一个时期的文化是一种以文学和艺术的特殊表达方式为表现的主体经验构建,而阅读型构则强调这种情感构建之外的更为复杂的非主体性因素,一种“决定结构的结构”。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论文化转向的一个完整轨迹:以文化(文艺审美经验)为对象,研究重心从作者转向读者,从作品形式转向社会机制。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

首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后现代语境。德里克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看作当代马克思主义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13]196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趋于稳定,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空前增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但资本主义晚期体现出的顽强生命力是马克思所不曾预见到的。后现代社会的最突出特征便是大众文化的兴起,马克思所处年代的资本主义核心矛盾以基础和上层建筑为框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表现,而这种模式在大众文化盛行的后现代社会需要得到新的发展——剥削和掠夺不再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却随着全球化的商品消费浪潮而空前强化。伊格尔顿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板块: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其中“经济的”板块是指对于文化的生产方式的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转向显然属于这一板块。由此,文学研究的关注重心不再是如何解读一部作品的形式或者历史成因,而是对它所属的文化进行分析——既包括作者的文化,也包括生产、传播和阅读者的文化。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对于文化的唯物主义研究,使马克思主义文论更具有力量和现实基础,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文化语境。

其次,强化了自下而上的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立场。以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突出代表,倡导一种精英美学立场,希望通过审美启蒙实现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救赎。他们钟情于现代主义艺术,但现代艺术却并未带来深刻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进步,而是逐渐淹没在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之中。相比之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则在20世纪中期以后便伴随着文化转向确立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传统,他们关注工人阶级和少数群体、被压迫群体的文化生活,并且从中发现了文化的韧性和积极意义。当一种边缘文化、底层文化、残余文化被大众文化和主导文化所影响时,他们更注重文化的复杂性和张力,也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变革的希望所在。在情感结构的概念中,我们还能够感到这种以作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群体的文化观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精英主义色彩,而阅读型构则更彻底的转向了对于大众阅读行为的意义生成问题研究,确立了一种更加实证和具体化、大众化的立场。

第三,进一步拓展了反映论、生产论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一直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首要原则,要求从作品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出发评判作品。而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所强调的并不是作为现实关系的“反映”的文学形式,而是作为主体应对现实关系的作为“反应”的文学形式。换言之,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作品呈现的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而是作品传达的主观经验的真实性。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既有传统对这一环节有所忽视和简化,这对于人们认识历史进程和社会革命的漫长性是不利的。本尼特的“阅读型构”则从文学意义生产的复杂因素方面提出了问题,文学的生产决不等同于作品的生产和传播,还取决于各种诸如文艺评论、明星访谈、广告宣传、书店营销等在大众自由阅读作品之前便已经影响到大众阅读的先在因素。文学的生产是意义的生产,但意义的生产并不仅是作者赋予作品以意义,还在于各种外在的“阅读型构”的生产性激活,后者的力量可能大于前者,而且影响后者的因素却经常是复杂和未知的。这两个概念都指向了文化的唯物主义转向,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生产论等核心问题拓展了更丰富的维度。

当然,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转向也并非没有问题。后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便是断裂与破碎,当我们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问题时,如何能够穿越纷乱芜杂的文化现象、文化个案与文化张力的迷雾从而重构总体性?在诸多影响文学作品生产和文学意义生产的文化因素背后,是否仍需要确立更加本质的决定性因素(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转向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独自发展时始终需要思考的问题。此外,强调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关键问题不仅仅在于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立场本身,还在于我们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坚持以某些经过阐释和发展了的成规和框架为评判标准,还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开放性。当代理论发展的现状证明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性别问题、后殖民主义、生态问题都可以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点,因此一种理论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确保理论建构与社会发展变化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针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确保能够不断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并且始终对未来世界图景充满着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诗情。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早期中国歌谣运动的美学反思”(12CZW016)、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西方文艺学美学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艺美学学科基本问题研究”(IFYT12007)的阶段性成果。

[2] 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3]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

[4]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1页。

[5]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6]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p.14.

[7] 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8] 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9] 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10] 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84页。

[11]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主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12] Tony Bennett. Form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9: 188.

[13] 参见阿里夫·德里克《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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