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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


谭好哲


摘要】从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或形态:一是历史上一切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文艺理论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进程中积淀形成的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而又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念、理论命题和理论判断等等。两个方面或形态,前者着眼于历史发展,后者着眼于思想成果。历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往往都具有历史具体性,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超越了这种历史具体性,着眼于思想观念的学理概括性与普遍性,相关思想观念、理论命题和理论判断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各自理论内涵的深广度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整体思想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形态包含着许多理论形态的内容,也包含着许多尚未被或不一定能够被提升为理论形态的内容,比理论形态更丰富、博杂;而理论形态是从历史形态总结、提炼而来,是对于全部历史形态思想内容的一个简略、浓缩,比历史形态中一个个具体理论家的言说和观点更深刻、更系统。历史形态的研究将能给理论形态的建构提供更为充实的思想资料,理论形态的建构则能使历史形态的研究具有更为自觉的目的导向,二者相互促动,相辅相成。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中,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各有其需要优先解决的时代任务。大致而论,前者更需要沉潜于历史纵深的思想考古与价值辨析,在秉持真正的“历史”透视眼光的同时,还要力求在宏观认识架构上取得共识,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生形态与衍生形态的关系,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历史价值与历史局限性的关系问题需要认真谨慎地加以体认与辩证论析;后者更需要基于时代创新的思想建构与时代检验,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原则、建构主体以及历史化、经典化问题涉及到当代理论形态建构的全局性与整体性的格局和取向,应予特别重视和关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历史形态; 理论形态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存在是一个基本上没有疑问的问题。然而,什么样的的文艺理论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样的理论又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其认识和评判却往往莫衷一是,分歧甚多,差别很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去某些外在社会因素的干扰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属性认识上不同之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和理论形态不加区分甚至加以混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不加区分甚至加以混淆的状况导致理论认知和评判上的种种歧义和落差,既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带来诸多困惑与问题,同时也造成了不同性质和取向的文艺理论研究之间界限的模糊和游移,显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走向深入,也不利于确立其在文论研究界和整个文艺界的主导地位和思想指导。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和理论形态的关系问题,需要一个理论上的辨析和确认。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之中的一种理论系统。就 “主义”属性或思想性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是当今世界上一种与其他思想系统不同的思想体系,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它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由此而形成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丰富的思想文化观念。同时,作为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又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有自己历史性的思想历程,包含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具有历时展开的理论多样性与思想差异性。如果我们不过于固执己见或带有偏见地看问题的话,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如此,从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来看,它也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或形态:一是历史上一切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文艺理论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进程中积淀形成的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而又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念、理论命题和理论判断等等。两个方面或形态,前者着眼于历史发展,后者着眼于思想成果,二者之间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先是一种历史地产生并发展着的文艺思想系统。这种思想系统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其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后历经他们的学生一代及更多的后继者的不懈努力,绵延至今,蔚为大观,成为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种现代文艺思想系统。与现当代的其他文艺理论派别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非一时一地的产物,也不是某个人或几个人理论成果的集聚,而是在一个统一的思想旗帜之下由世界各国不同时期的许多研究者和流派参与其中、由众多思想成果汇聚而成的的思想潮流。大致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创立、发展与当代建设三个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创建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立阶段,其经典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评论、文艺书信以及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研究中提出、论述和涉及到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和思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梅林、普列汉诺夫、列宁、葛兰西、卢卡契、毛泽东等人,这些人物都有关于文艺和美学问题的理论专著和评论著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作家或正统传承者。20世纪下半叶至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到了当代建设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与创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潮的产生与发展。三个阶段作为历史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各有其现实语境、代表人物、时代问题与理论取向,同时又在共同思想源头的滋润和共同社会理想的引领下显示出一脉相承的思想线索和家族相似的精神底色。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出于思想传播和思想斗争的需要,特别是在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为了社会教育和理论普及的需要,马克思思主义的理论家和研究者也展开了另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这就是对作为一种历史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做思想集聚和体系建构的理论概括与综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著述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内在联系的系统阐明,就属于这一方面的理论建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前苏联、东欧以及东方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更是涌现出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理论读本。这些教科书和理论读本除去一些分期、分段的发展史性质的描述和总结之外,大量的著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整体或一个特定领域的思想系统的理论整合与阐发。在文艺领域,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各种选本和理论著作也层出不穷、异彩纷呈。比如,原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米·里夫希茨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我国著名学者陆梅林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以及原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众多高校与科研机构编写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科书等,都力图在一定的时代语境之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系统做出体系化的观念集聚与逻辑建构。在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周扬主导下编写的两部文学理论教材,即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以来,2009年出版的《文学理论》(本书编写组)以及目前正在编写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其他一些同类教材,都从教材编写角度集中体现了中国学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建构方面的突出努力与建树。

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存在形态,比较而言,各有特点。历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往往都具有历史的具体针对性,它们或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一种具体倾向,或是针对一种具体现象、一部具体作品,其理论价值和意义首先在于其历史具体性,比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法国作家欧仁·苏的通俗流行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批评、恩格斯对卡尔·倍克和卡尔·格律恩等“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在书信中对拉萨尔的历史悲剧创作《济金根》的批评、恩格斯对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女作家哈克奈斯与敏·考茨基小说创作的批评等等都是如此,其中所提出的有关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理论命题、批评标准和艺术理想等等,都是有其具体语境和具体理论指向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观点中,甚至今天我们经常加以引述的那些更具普遍性理论意义的思想观点也是如此,如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了美”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的观点、艺术生产和消费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不平衡理论等等,都包含在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论述中。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超越了这种具体针对性,着眼于思想观念的学理概括性与普遍性,相关思想观念、理论命题和理论判断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各自理论内涵的深广度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整体思想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形态中包含着许多理论形态的内容,也包含着许多尚未被或不一定能够被提升为理论形态的内容,就此而言,历史形态从内容上看比理论形态更丰富、博杂;而理论形态由于是从历史形态总结、提炼而来,虽然是对于全部历史形态思想内容的一个简略、浓缩,但却比历史形态中一个个具体理论家的言说和观点更深刻、更系统、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性质和特点。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绝不能忽略了其历史发展这一个方面,研究、继承这笔丰厚的历史遗产,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进行理论形态的提炼与建构的前提。然而,仅仅具有历史的知识也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哈研究还应该由零碎分散、微观、具体的历史层面上升到系统、整体、宏观、普遍的理论把握。由历史层面升华而来的诸多理论观念和命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结构系统中各有其理论位置,也各有其抽象意义上的普遍价值,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观念和命题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神、原则、观念和方法来说更加重要

就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而言,其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的研究各有其需要优先解决的时代任务。大致而论,前者更需要沉潜于历史纵深的思想考古与价值辨析,后者更需要基于时代创新的思想建构与时代检验。前一方面的研究将能给后一方面提供共更为充实的思想资料,后一方面的研究则能使前一方面的的研究具有更为自觉的目的导向,二者相互促动,相辅相成。没有扎实的历史形态研究作支撑的理论形态建构将会是虚幻的不牢靠的空中楼阁,而没有理论形态建构为目的导向的历史形态研究,则会流入为史而史、游离于当代文论主流之外的学究之作,不能构成当代文论思想创新的有效组成部分。


20世纪30年代以来,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研究的一种主要学术形态,并且产生了许多有价值有影响的成果。这方面的研究一般分为三种形式:一是选本,如前面提及的里夫希茨、陆梅林等人编辑的选本,以及美国学者梅·所罗门所编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英国学者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等;二是通史性的著作,如前苏联美学家卡冈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英国学者戴维·莱恩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中国学者吕德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周忠厚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教程》以及王善忠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等;三是国别性、断代性、流派性的研究,如中国学者程正民、童庆炳任总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共7部)、冯宪光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概括来说,这三类著述大多是以年代顺序或以年代顺序与国别分类相结合的体例形式加以著述的,但也有以文论思想取向和研究方法为核心加以分类研究的,如冯宪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以及英国学者戴维·福加克斯在其参与撰写的《现代文学理论导论》第六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诸流派”里的研究,都是如此[2]。应该说,这些不同形式的历史研究著述,从多方面拓展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知,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思想建构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值得给予充分肯定与重视。

虽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研究取得了如上所述的诸多成绩,然而,只要认真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文论历史形态的研究进程和相关成果便不难发现,总体上看,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的研究,特别是在应该如何评价某些具体阶段、具体国别、具体流派中的理论人物的思想属性、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等等方面,学界还是存在大量歧见和纷争的。这些岐见和纷争往往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历史形态缺乏整体性理论认知与共识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了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的研究一定要解决好两个大的方面的理论认识:一是在基本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上要真正确立“历史”的观念,二是要努力在一些宏观的认识架构上取得一定的共识。这里先谈第一个方面。如前所述,历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是具有历史具体性的,属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东西,是一定的史处境的产物。正如詹姆逊所言,理论总是来自特定的处境或境遇,“知识分子是附着于自己的民族情境的”,“理论来自特定的处境”[3]因此,对已经成为历史的既往研究对象,首先应该给予历史的尊重,研究者的理论认识要返回到历史语境中对研究对象作出历史的理解和解析,不能逾越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势随意分析甚至曲解对象,要从历史的具体性来理解其思想的具体性。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钟情于“莎士比亚化”和现实主义创作,法兰克福学派为什么批判西方现代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这些都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不回到历史语境,对其中所传达出的情感态度、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则无从把握和理解。其次,研究主体的理论认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象的历史的具体性和思想具体性上,还要从大历史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的整体发展中,从与其他研究对象的比较中,来分析对象的特殊理论贡献、评价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有的人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理论家处于思想奠基或开创者的位置,有的如拉法格、梅林等则扮演着理论补充与完善者的角色,有的甚至只是一个思想传播者,甚至都不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好的传播者,还有的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结合起来,如西方当代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对他们之间的区别,没有大历史的观念,不加以比较,是难以准确把握的。将某个人的著述孤立起来进行研究,只见单棵的树木不见整片的森林,所抓住的具体性只会是片面的具体性,而不是历史整体性中的具体性,也就不是真正的历史性理论叙事,不具有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接下来再谈理论共识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谈的理论共识不是要求不同的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上都达成一致,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所要求的是在宏观认识架构上取得共识。如前所论,历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具有历史具体性,它们都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包含着各不相同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价值维度。从这三个维度来看,历史形态的研究在宏观认识架构上展现为如下三组或三个方面的认识关系视域,他们都是在当下的研究中不可回避的:

其一,从时间维度上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生形态与衍生形态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有着大量的后继者,阶段不同、国别不同、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思想成分与取向不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一种复数形态的历史存在。这些后继者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者、传播者、捍卫者、完善者、发展者的种种不同身份进入历史的。他们有的以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贯彻到文学艺术领域从而创造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己任,如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属于此类;有的侧重从社会主义革命、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诗学,如列宁、毛泽东等人即是如此;有的着重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现实展开批判,并且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提出质疑,从而创造出所谓的批判理论和批判美学,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阿道尔诺等人即是;还有的从文化观念的建构出发,着重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艺术作出新的文化阐释,如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如此等等。如何在梳理、展现、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承者们也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衍生形态多样性、多元化的前提下,梳理、寻觅、概括、考辨其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家族渊源和思想性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又是一项必须做的工作。这其中,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历时长久、人员众多、成分复杂、内容不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上,需要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出认真的区分与辩证,简单化的“西马即马”或“西马非马“论都难以反映历史的真实。

其二,从空间维度上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全球性的关系问题。整体上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在一个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时代潮流之中。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造首先都是依托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生活语境而发生和发展的,但是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时代国家和民族关系的更为密切的互动和融会,有些理论一经产生便具有了跨越国界、超越历史具体性的普遍性影响。这一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表现得特别鲜明。从思想源头上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由国外传播过来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在与中国革命历史、社会现实、文化发展和文艺实践的结合中逐渐地本土化、中国化、民族化了。如何看待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认识问题。一般而言,本土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自身所在国家和民族发生影响的前提,同时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生存境遇、在世感受以至喜怒哀乐又是有一致或相同之处的,因此对本土文艺具有效力的思想理论创造,也会对其他地域、民族和国度的人们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因此,绝不能把本土性和世界性二者对立起来,不能因为某中理论和思想生成语境的空间具体性而否认其可能具有的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域、跨国度的影响和理论普遍性。

其三,从价值维度上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价值与历史局限性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价值是指各种历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包含着其理论价值的历史性,因而对既往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应该以历史的眼光考量其理论价值。分别而论,有的理论价值大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单一一些有的多样一些,有的在一个较少的时空范围内有其价值,有的在一个更大时空范围内有其价值,情况各不相同,需要谨慎地中肯地加以评判。同时,正因为其历史具体性,各种理论往往又都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正是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用它们对现实主义的评论去衡量19世纪末期以后发生的现代派文艺现象就未必合适,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是有价值的,但不加改造地用之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和艺术现象的研究也可能水土不服,失去理论针对性。此外如列宁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标准中政治标准第一的论段、列宁和卢卡契等人对于现代派艺术的不屑与否定等等,都应既看到其历史上曾经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功能,又要看到一旦超出历史限定而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是具有历史普遍性的,而对各个不同阶段上富有具体历史内容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对其理论价值和历史局限性则要理性分析、辩证看待。只有这样,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的研究中既不失历史把握之真实,又不失历史评判之公允。


就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来说,仅仅开展历史形态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首先是因为,历史形态的研究开展得越是全面越是细致,作为复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内在差异、多样态势就会展露得更加突出,相应地也就会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把握上造成更大的模糊与困难。比如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般都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性结构关系出发阐述文艺的社会性质和作用,而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马尔库塞则在其《美学方面》里对此理论架构提出质疑;传统马克思主义主义侧重社会的经济、政治问题,文化和艺术问题则是其经济和政治理论思考的延伸,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则将文化、艺术和美学问题提到理论研究的首要位置[4],而且在内容(社会经济、政治)与形式(文化、艺术)的关系上也不是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那样从前者到后者,而是从后者透视前者[5],从而存在着将历史文本化与将文本历史化的理论阐释差异;在文化领域,有的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有的则将优秀的艺术定位于非意识形态化或反抗意识形态控制方面,有的批判大众文化,有的则维护大众文化的存在合理性,甚至给予大众文化以一定的革命性质;具体到文艺领域,有的将现实主义奉为圭臬,有的则为被前者视为颓废主义、形式主义的现代主义艺术张目;如此等等,哪些理论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理论和思想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把握起来委实有很大困难。如果我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外的东西知道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观点可能很易于加以理论表述,但是知道的越多,研究的越多,倒反而不大容易对此加以表述了。所以,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研究的持续和深入,理论把握的明晰性本身就需要或者说会推动我们超越历史形态研究的多样散漫状态,要求理论研究在概括与综合的基础上进入到理论形态建构的境界。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应用和检验问题。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在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的思想指导,这在客观上就需要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读本和教材的编著与写作,也就是要求着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形态的建构。因此,这样的理论建构有两大目的:一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的研究基础上,对历史形态里的各种思想理论去芜存菁、删繁就简,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系统性的理论概括与体系建构,使作为复数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炼、升华为单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二是以这种理论建构武装当代文艺参与者的头脑,回应、指导、解决当代文艺进程中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以求得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与繁荣进步,同时又在应对、解决时代发展和问题的进程中检验自身的理论合理性与真理性,在时代检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形态的建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理论明晰性要求或者说理论逻辑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践性质的客观诉求。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形态的建设涉及到诸多方面的重要理论问题,这里不能一一展开。择要言之,如下三个问题涉及到当代理论形态建构的全局性与整体性格局与取向,应予特别重视和关注: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原则问题。在当今世界文坛上,充斥着各色各样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系统,就是在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也还存在着各种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论研究。要确保当代理论形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 属性,首先需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脉、思想渊源,特别是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指导与观念依据,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末上开不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花朵。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些主要理论观念和理论关系,如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文艺的审美特质、文艺的批评标准、文艺的发展规律、文艺与时代生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关系等等,都是由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率先提出和论述过的,有自己的历史谱系可以追溯。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应该清晰而又明确地凸显这一历史谱系,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特有思想属性。其次,这种建构还必须作出新的理论综合。这种理论综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如前所述,要对以复数形式存在的历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系统的思想整合,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古代与现当代其它思想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做出理论综合。再次,这种建构还必须是具有实践效能的,也就说它必须把当代理论的建构置于当今时代特别是中国当下文艺的发展语境之中,以文艺的新发展新趋向为自己的理论生长点,并且把对于当代文艺实践的有效解析、能动引领作为自己的落脚点。概而言之,经典依据、系统综合、实践效能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原则。

再者,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主体问题。表面上来看,由谁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理论形态好像是没有疑问的问题,那么多学者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不都是建构主体吗?回答却是否定的。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有些人离不开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那些个理论命题和批评论断,习惯于注释经典、亦步亦趋,有些人只知道传统文论教科书上讲过的那些东西,满足于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等而下之更有人从后来的某些理论家、研究者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那里拿来某些观点便如获珍宝、拾人牙慧,这种种倾向都不能说是有自己的理论建构主体性的。前面讲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需要理论综合,这种综合并非是简单的罗列与概括,需要结合新的时代语境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这就需要理论活动的主体有属于自己的创造性努力。在中国当代,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形态建构主体的思考还应注意到并处理好领导人讲话与专业研究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也在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角度思考并论述当代文艺以及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问题,而且就话语的影响度而言,显然比一般的学者更具权威性、号召性和时代影响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仅有领导人的讲话就够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呢?显然不是。广大的文艺研究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做领导人讲话的宣讲员,而是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具有学理性质的思考与阐发,以使领导人的思想与理论研究者的思想同构共建,交相融聚,共同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形态建构的思想潮流。只有这样,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形态的建构才能够进入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取得理论创新、思想取新的新境界、新成果。

最后,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理论形态建构的历史化、经典化问题。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当今时代理论形态的建构,也将成为历史形态的存在。就像此前作为历史形态而存在的某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样,虽然他们在其发生的具体历史时期可能都有过某种社会效应,但未必都能适应当今文艺发展的需要,不一定能被综合进当今的理论形态建构一样,当今时代的理论形态建构也未必能成为未来理论形态建构的思想资料,进入后人的思想整合与理论综合之中。因此,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当下性、历史具体性,还要在进入历史的同时力求理论的经典化。这就要求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必须具有介入实践的主动意识,有思想创新的理论自觉,有面向未来的主体追求,从而能够提供新的文艺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观念、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创造新的思想境界。也只有如此,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才能成为未来理论形态体系化理论综合与思想建构不可或缺的思想材料,成为后来理论研究必须面对并且能够从中吸取理论内容与思想智慧的理论经典。新世纪以来,在经历了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之后,当代文艺界已不断提出当代文艺创作的经典化问题,同样,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形态建构的经典化问题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时代课题。具有了经典意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形态的建构就为自己树立起了一个高标,这一高标将使之既牢牢植根于时代沃土之中,经受得住时代的检验,又能穿越时代,经受得住未来历史的筛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下浓墨重彩的理论华章。


(本文原发《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文艺理论》2018年第6期全文复印,《新华文摘》2018年第15期主体转载)
    


 

课题来源: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当代文艺价值观建设研究”(批准号:17JJD720011)的阶段性成果。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59页、163页。

[2]参见冯宪光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1997年出版;「英」安纳·杰弗森 戴维·罗比等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詹姆逊、张旭东:《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见[美]詹姆逊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页、28页。

[4]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5]参见[美]詹姆逊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发布人:王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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